Ultimo Uomo专栏｜评述员：西尔瓦娜-普雷斯蒂皮诺-贾里塔（Silvana Prestipino Giarritta）

「这样的人我会跟他上床！」这句话从我哥哥嘴里直接蹦进了餐厅。它极其精准地弹跳着，绕过了我的父母和叔叔，他们面不改色，仿佛在我们家说这种性暗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仿佛那种语言就是我们家的日常用语。它同样精准地钻进了我的耳朵又钻出来，可它的回声却扇了我一记耳光，我的脸颊因此烧得通红。他真的说了这话？我震惊不是因为那是个男人，而是因为看见我哥哥推开了他禁室的门。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虚伪、规矩和羞耻感的大家庭里，有七个浴室。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甚至还有两个给客人用（客人从不缺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密角落，可以在那里脱光衣服、完成生理需求，不必担心被看见，不必分享气味和毛巾。

从我出生起，在我家，男同性恋者就被叫作「puppi」，但这个词多半是被当作侮辱来用的，不管那个倒霉蛋是不是同性恋。「Puppo」可以是一个没能提供所需服务的职员，一个死缠烂打讨钱的乞丐，一个随便哪个踢飞了进球的足球运动员。那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让我哥哥越过了界限？是什么把他推得超越了崇拜、超越了他自己的恐同，到了想要占有对方的地步？没有人评论他那句话：他很痛苦，大家就让他自己演完这出心理剧。事实上全家都在哀悼：我父亲目光呆滞，佩佩叔叔一言不发，跺着脚，啃着指甲边的死皮。

而且这不只发生在我家：出事之后那一周，我走过的每条街上都是悲痛的人，而我不能向任何人坦白我的责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幸好世界不知道。可尽管我逃过了示众，负罪感还是让我疏远而绝望。我试图给自己找借口，好让那种感觉滚开，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了解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把每一扇可能的出口都封死了。那是出于轻率，也是出于无知。塞纳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还在显像管里的角色。一个神奇的、形而上的盒子，一个自成一体、不真实的世界。我五岁那年就确认了这一点：母亲叫我去睡觉，我却从餐具抽屉里抓了一把刀，想切开电视屏幕。我想对皮波-鲍多说晚安——不知为什么，我坚信他是我的叔叔。他们一发现刀刃在玻璃上刺耳地刮擦（那玻璃真的很厚），我父亲就扑过来夺下了刀。他不耐烦地跟我解释，那里面没有人。那只是幻觉。塞纳也是。我不知道他有生活，有家庭。悲剧之后，我了解到他的那么多事，才明白幻觉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贝科。小时候他们这么叫他。想象一下我听到这个故事时的感受：一个笨拙、不协调的孩子，有严重的运动障碍。他会绊倒，没法在地面上保持直线，上下楼梯时腿和脚也配合不好。这是大脑无法给出正确指令时才会发生的事，可他没有迟缓，他是提前的。他的头脑和思想对他的孩子身体来说太快了，对成年人的身体也一样。他已经是塞纳，是冠军。他生来如此，他必须为那个头脑找到安放之处。于是他父亲用割草机给他造了一辆卡丁车。一台割草机！这个举动的温柔让我心头一震。父爱，无论来自谁，总是让我感动，像一件神圣而稀有的物品。每个拥有慈父的人都有额外的优势：他不会浪费时间在每一个角落里寻找那份爱，不会浪费生命去舔已经没有肉的骨头，只为尝到一点味道。塞纳先生也生来带着使命：做那个儿子的父亲，做他的第一位教练。于是这个小笨拙男孩学会了在他的未来主义割草机上平衡速度与方向。他在家里的车道上一刻不停地练习。没错，他也有家里的车道，他曾经就是一个像我一样的孩子。他每天一遍又一遍地跑同一条路，一跑就是几个小时。下雨天他也练，别的孩子都待在屋里涂色，因为他必须战胜每一个极限，必须同时主宰土地和水。他做到了。

我哥哥骂了很多脏话。只有他被允许这样，而我父母通常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两句。事故那天，他们一声不吭。我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塞纳不是敌人吗？他们从没叫过他puppo，可威廉姆斯是我们的对手。在那个老杨树已经落光了叶子、拍打着天空的弯道，鼓变成了一堵水泥墙，其中一根「鼓槌」刺进了冠军的头盔。那不是我想看到的。我只想让他让开，好让后面那两辆车过去。法拉利会赢，一切就到此为止。可现在他们在哭！连我父亲也是？眼睛湿润，那双疲惫的小眼睛是一种已经希望过的绿色，一种自私的绿色，把一切都留给自己，没跟任何一个孩子分享那条染色体。作为那种绿色的孤儿，我被迫用泥巴一样的目光看世界。我叔叔也哭了，我从他手里皱巴巴的手帕看出来的。我姐姐哭了，这让我觉得可悲，可她房间里的海报就是她感情的证明，是她为这场哀悼索要的权利。这是一场比赛，比谁更痛苦，比谁更爱他。在这个小剧场里，我像个外人，幕布拉开时，孤独落在我身上。

一个凶手有多孤独？他和上帝一样孤独。也许，和一个像塞纳这样的神话一样孤独。是的，我这么想过：说到底，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不是一种感受，这是一个事实。当他比赛、冒险时，他独自待在头盔里。他独自站在领奖台上，在那个不允许任何人直视你眼睛的高度。他独自扛起整个国家的期望。这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割裂无法忍受，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它扼杀了每一个欢乐的萌芽。谁知道对他来说是否也同样不可接受。又或者，他是否已经隐约意识到自己是所有人中最不像人的那一个。让他成为普世冠军的那种体验无法分享。单座赛车是绝对的神庙，是神圣之地，祈祷就是每一个弯道的仪式。据说比赛时他会进入某种动态冥想：他自己说过，在那里他遇见了上帝！

西德医生对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算了吧，你已经是冠军了：明天我们去钓鱼……」他本该听他的。他本来真的可以满足，那样今天我也不会在这里讲这个故事。可奔跑是逃避孤独的唯一方式。所有人都在或多或少克制地哭，而我忍着。一股怒火涌上来，暂时抹掉了负罪感。现在你们哭了？你们为什么把我卷进这桩罪案？你们为什么让我相信，赢是你们唯一在乎的事？我飞快地想了这些，还有别的。我并不真的相信他们也有份。责任是我的。

赛车一辆接一辆的「尼——嗡——」是我周日不适的配乐。下午已经在喊着「星期一」，我那包假期在前一天还装满期待和精力，此刻已经消耗殆尽，我感到那个星期天的沉重，被大奖赛的所有车轮碾过。没法看别的：一部电影，一个傻乎乎但轻松的节目，一部动画片。不能换频道的烦躁在沙发上慢慢融化，变成无聊，又从无聊滑向困倦，被那片白噪音哄着。连那个忧郁的声音也只是幻觉。多普勒效应。当赛车朝你冲来时，好像它想拥抱你——尼——，可它刚一擦过你、超过你，音乐就突然变了。就像赛车在身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告别叹息……嗡。相遇的战栗和怀旧的尾迹。多普勒效应就是这样：声音告诉我们，某人是正跑来迎接我们，还是已经把我们抛在身后。

但我从不屈服于睡意，我半闭着眼看这些太空般的赛车在赛道上互相追逐。偶尔，一声喊叫、一句咒骂或一阵欢呼把我从催眠中唤醒。然后我又回到梦与醒之间的边缘，盯着屏幕。我不记得是哪一天让那噪音变了颜色，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开始对一级方程式感兴趣。倒不是说我有多在意，或者焦急地等待大奖赛，但我屈从了那种冲动——想成为家里最强大的那支队伍的一员，那支只有Y染色体才能进入的队伍。又或者，那只是我吮吸的第一批骨头之一，用来喂养我的饥饿。就这样开始了。塞纳会明白我是善意的，既然他现在什么都知道了。既然他已经找到了飞行的机械公式。每小时三百公里：波音747起飞所需的同样速度。你们以为他从小就想做什么？

可以认为我的说辞只是减轻罪责的辩解（有一部分确实如此），但它们是有根据的。我们假设他的梦想不只是赢。假设他追求的不是冠军、纪录、杆位。假设他想飞。假设在他的威廉姆斯赛车座舱里，他寻找的不只是抓地力，而是轻盈。不是轨迹，而是天空。假设每一个弯道都是一次尝试，想在预定的前一瞬离开地面，减轻物质的重量，把速度变成上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航模。那不是消遣，那是线索。他把它们拆开、研究、再一块一块装回去，仿佛在那些小小的机翼里藏着重力终结、飞行开始的秘密。那么他对极限的执念就不是简单地打破纪录，而是挑战重力。飞行是他唯一剩下要做的事。

看大奖赛时，我最终会用意念去驾驶那辆该赢的车。那是一种巨大的努力，我的身体会绷紧，肩膀和胸口感到疲惫，好像坐在车里踩油门的人是我。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把所有意念都用在让法拉利获胜上，不只是为了让我父亲和哥哥高兴，而是因为我已经吸收了助威的乐趣。电视就像一个游戏机，车手是电子游戏里彩色的人物，只不过没有摇杆。1994年的那个星期天，我也激活了我的神经元，要让法拉利赢。「加油贝格尔，冲啊」，我在沙发的小角落里对自己说。他们起步很好：贝格尔第二，拉里尼第六。他们只需要击败冠军，「魔术师」塞纳。我确信我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几年后我才知道，观察者确实会影响物质：一个电子射向墙壁时似乎有无限可能，直到有人看它。在那一刻，所有其他现实都坍缩成一个。那天下午，我就是那个观察者。我的目光钉在屏幕上，我强迫命运选择了一条唯一的悲剧之路。

他们在他的座舱里发现了奥地利国旗。他准备在获胜时挥舞它，献给前一天在同一条赛道上死去的对手。这比其他任何事都更让我震动，动摇了我那套「一切早有预谋」的理论。「起来，起来，离开赛道！」就在那一刻，撞击发生了。我脱口喊了一声，我还没明白有多严重，还在为自己的力量而兴奋。摄像机拍到了机械师和急救人员赶来救他的忙碌。他无助的身体。他不在了。没有人想到抬头看看天空，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想到，连摄像师也没有。更不用说我。也许错误就在于认为一个人等同于包裹他的金属。所有赛车都被设计得更轻，每一克不必要的东西都要精打细算。于是他把太重的部分留在了身后。他一路推进，直到大地再也留不住他。我和数百万人一起看到躺在地上的身体，那不是塞纳。他改变了形状，就像他换过赛车服、颜色和徽章一样。但没有人看天空。我今天看，三十二年后。现在我知道，我从母亲眼里继承的负罪感不是谦逊和不安的标志，而是一种极度夸张的万能感。可那天，没有人看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