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拖欠、空降人事……与其盲目扩张市民俱乐部，不如先看可持续性。大邱、仁川联、庆南、江原、光州、富川、水原、安养、城南、安山、牙山、金浦、天安、华城，以及金海和龙仁、坡州。这些看似没有共同点的地方政府，如今都在K联赛运营市民俱乐部。若再算上半职业联赛K3联赛和K4联赛，数量还会大幅增加。考虑到K联赛里的企业俱乐部只有10家，这个数字绝对不算少。

2002年韩日世界杯结束后，作为如何利用空置世界杯球场的解决方案，市民俱乐部应运而生。当时，市民俱乐部还是兼顾球场利用和让职业足球扎根地方的现实选择。它有明确的目的，也正是围绕这一目的，一家家俱乐部陆续成立。

然而，K联赛已经进入稳定期，创办热潮却仍未停下。仅最近3年，就有4支球队新成立或转为职业球队，加入K联赛。与其夯实联赛内功，不如说外界更像是在一味增加俱乐部数量。原本从明确目标出发的市民俱乐部设立，如今却像一种只追求数量增长的惯性。

每年不断的事件与事故

市民俱乐部的事件和事故种类繁多。最先引人注意的是俱乐部行政的粗糙。典型案例是光州FC。光州在处理阿萨尼加盟所产生的3000美元团结补偿金时出现混乱，因而遭到国际足联球员注册禁令的处罚，却因为负责交接的人漏传消息而没有察觉，最终注册了10名以上球员，并踢了15场比赛。结果，光州在2026年冬季转会窗遭到禁止引援的处罚。

如果光州的案例是行政失误，金浦FC则是内部管控彻底失守。去年7月，金浦负责金融账户的员工以谎报将公款投入短期存款的方式，侵吞了58亿韩元公款。特别审计还确认，自2023年以来存在进一步侵吞的迹象，累计损失预计已达80亿韩元左右。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一名会计人员同时负责支出安全卡（OTP）、会计账户管理和结算。代表理事洪京浩虽已表示承担责任并辞职，但发生在用市民税金运营的俱乐部里的这件事，震动短时间内并未消散。

侵吞的余波也蔓延到了球场上。事发后，金浦的财政恶化到不得不考虑拖欠工资。俱乐部最终选择卖掉核心球员来救急。为球队出场122次、打进55球、一直承担进攻重任的头号球星路易斯，不得不转会水原三星。与此同时，金浦市将球员和员工薪资列入追加预算，球队才勉强把本赛季撑了下去。

拖欠工资的危机并非只发生在金浦。2025年10月，忠南牙山FC通过俱乐部社媒发布声明，预告由于支出超过收入的财政失衡，球队从10月起将拖欠球员工资。事实也确实如此，球员和工作人员都没能拿到工资。俱乐部解释说企业赞助未达计划，但球队人数却有50人，是K联赛2的14家俱乐部中最多的。

今年加入K联赛2的坡州前锋FC，在建队时原本想拉到15亿韩元企业赞助，但筹措出现问题，最终近期被曝未能向球员发放部分工资。今年的特别审计还发现，在预期工资不足的情况下，俱乐部仍继续引援，而且在外援运作和业务推进费支出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共查出21项违规。

难以摆脱政治干预的结构同样是问题

市民俱乐部的另一大问题，是无法摆脱政治干预。市民俱乐部天生依靠地方政府补助诞生，地方政府首长兼任俱乐部老板。在收入大多仰赖地方政府的结构下，想与政治保持独立并不容易。每次地方政府首长更替，俱乐部高层就会动荡，俱乐部财务也会随掌握预算的地方议会判断而摇摆，这正是原因。

由于地方政府首长任命代表理事和总监，空降人事争议也从未停过。仁川联在2024赛季降级后，陷入了这样一场风波：据称足球经验不足、且被认为立场偏极右的政治评论员张元宰将被内定为代表理事，最终在球迷强烈反对下，内定告吹。

庆南FC甚至爆出“旋转门人事”争议。被认为是朴完洙庆尚南道知事心腹的总监陈正元，5月辞去总监职务，加入朴知事的竞选团队，之后在连任成功后又通过公开招聘回到总监岗位。作为既非球员也非教练出身的人士，他在2023年首次被任命为总监时，就同时遭遇了“报恩任命”和专业性争议。

还有人批评俱乐部无法守住政治中立。2024年4月国会选举前，忠南牙山FC在主场揭幕战中穿着新公布的红色第三球衣出场，而不是原本的蓝色球衣。由于在选举前夕选择红色替代传统主场球衣，而且这种颜色又与俱乐部老板所属政党的颜色重合，争论甚至延伸到了是否存在政治意图。由市民税金运营的俱乐部，就连球衣颜色都成了政治解读的对象，这就是市民俱乐部的现实。

应加重处罚，推动自我造血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规则太松、处罚太轻。因球员选拔腐败而导致代表理事、主教练和战力强化负责人接连被起诉的安山绿人FC，最终只收到了5000万韩元罚款。没有禁止引进新援，也没有更换高层等行政处罚。当时联盟的奖惩规定里，甚至连对因球员引进收受金钱的教练或职员进行处罚的条文都没有。

连续两年违反财政健康规定的光州FC也只被罚1000万韩元，并被处以1年禁援，但这项禁援被推迟执行3年。按规定，联盟本可以扣分，甚至降入低级别联赛，但联盟最终选择了联赛整体稳定，而不是对个别俱乐部施以重罚。

即便因为理财失败而拖欠工资，也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处罚。联盟奖惩规定虽然写明，无正当理由拖欠球员薪水的俱乐部可被罚降入低级别联赛并扣分，但现实中几乎找不到真的被降级或扣分的案例。若违规没有实质代价，守规矩的俱乐部反而会吃亏。

在处罚原地踏步的同时，投向市民俱乐部的税金每年都在增加。根据国家财政研究所的《2026年职业足球市道民俱乐部支援预算分析》，今年K联赛17家市道民俱乐部获得的地方政府预算共1511亿韩元，比2025年原始预算的1258亿韩元增加了253亿韩元。随着龙仁、坡州、金海等3家新俱乐部成立，支援规模也大幅膨胀。

相反，俱乐部自己赚来的钱并不多。SBS对市道民俱乐部财务资料的全量分析显示，除新俱乐部外的14家俱乐部去年拿到的补助金为1401亿韩元，占总收入的64%。自有收入高于补助金的俱乐部只有江原、仁川联和大邱3家，而且越是新加入的俱乐部，对补助的依赖越高。也有像江原去年自己赚了162亿韩元，将依赖度压低到42.5%的案例，但大多数市民俱乐部如果没有税金，仍然很难撑过一个赛季。

要改变这样的结构，首先得修改K联赛版FFP，也就是财政健康制度。现在的制度把球队成本限制在收入的70%以内，但外界指出，地方政府补助和俱乐部自己赚的钱被同样视作收入，这本身就有问题。即使是赛季中临时追加的预算，只要补助增加，可支配资金也会一起增加。

只有限制地方政府补助在俱乐部可用预算中的认定比例，并要求门票、商品销售等自有收入达到一定比例，俱乐部才会有自己挣钱的动力。对违规俱乐部，则应当配以没有缓期的引援禁令和扣分等实质处罚。

联盟虽然还在蹒跚起步，但已经迈出了变化的第一步。2026年修订后的俱乐部准入规则，阻止了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亏损，或处于完全资不抵债状态的K3联赛俱乐部进入K联赛。完全资不抵债的俱乐部从2031年起甚至无法再拿到许可证。不过，这也只是针对新想进入联赛的俱乐部，以及资金已经见底的俱乐部的一道最低门槛。

如果不改变已经进入联赛的市民俱乐部对税金的依赖结构，俱乐部数量增加与其说是成长，不如说更像负担在上升。K联赛现在真正该问的，不是“有多少家俱乐部”，而是“有多少家健康的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