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6月11日出版的英国《卫报》，作者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为知名足球作者与专家，其著作《世纪恩怨：巴塞罗那vs皇家马德里》已发布了中文版。

这个”美国梦”始于一个叫默菲的小镇，它位于圣菲省。请注意这里的圣菲在阿根廷。镇子里有一个小沙龙，老人们聚在一起玩着叫做bochas的滚球游戏，更重要的是全镇为数不多的彩色电视，沙龙里正好就有一个。那是1978年的某一天，毛里西奥·波切蒂诺当时年仅六岁，但当时记忆的却异常深刻，并至今还在影响着他。

“当时我与奶奶、哥哥都住在一间预制板房内，因为我的父母要去地里干活，所以每个周末我们就去这个沙龙。”他回忆道。”那里有三排座，我记得我只能站着看世界杯，紧紧地抓着爸爸的衣袋。河床主场（纪念碑球场）的庆祝场面，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帕萨雷拉、阿迪莱斯、卢克、贝尔托尼、肯佩斯、菲洛尔、塔兰蒂尼……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他越说越开心：”在北伦敦居住时，我的住所就与奥西·阿迪莱斯很近。一见到他，我会说：‘您是我的偶像’。他则会回应道：‘呸！你当时还不记事呢，你那时候太小了。’每次遇见他时，我都会想道：‘噢，天啊！我，来自默菲，居然能跟世界冠军站在一起！’”

 而此时此刻，来自默菲的波切蒂诺，作为本届世界杯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的主教练则面临着整个国家的期待与注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晚上估计就睡不着了……”他回应道。

 坐在晨光中搅拌着咖啡，波切蒂诺不仅特别健谈，而且妙语连珠，完全不像有任何失眠症状的人。”从我们选择接受挑战那一刻起，我们就必须把这份责任化作动力与能量。”他说道。”没有人把美国队视为夺冠的候选对象。但环顾其他几届世界杯，你不禁会问：‘为什么不？’身为东道主可以获得来自球迷的巨大支持，球员们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的。既然外界给我了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什么不试试呢？”

 “有时候。”他笑着说道，“当有人见到你穿着美国队的运动服时，别人会问：‘你们从事什么运动啊？’‘足球。’ ‘足球，但……？’‘美国国家队。’‘啊？’‘我们正在备战世界杯。’‘哦，原来如此。’”

  那为什么还要接下这个任务？波切蒂诺冲着坐在右侧的助理赫苏斯·佩雷斯咧嘴一笑。“这样大家才知道我们是谁！赫苏斯似乎在说：‘我们是蒙面英雄，’”波切蒂诺又忍不住笑出声来：“不，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挑战。”

 “离开切尔西之后，我们相信‘世界杯正是我们缺失的一环’。而就在那时，美国队出现了，其他国家队也提出了邀约。这个挑战很特别，东道主的身份也是挑战的一部分。这是让我们走出舒适区的绝佳时机。你在国家队该如何备战？在时间紧迫、环境严苛、文化习俗迥异的国度，你该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推动变革？这里的足球是soccer，不是football。若不明白这一点，定会撞得头破血流。”

 “你组建教练团队，相互交流沟通，了解大家的思维方式，看看大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聚在一起，畅所欲言。我们不会说教，也不会强加于人。我们会带来自己的经验，但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创造出一些东西，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对内的一员。”

 世界杯不仅对于球队，对于这项运动本身而言，也是一次契机，标志着一种体育文化的转变。主教练作为这项变革的推动者，会通过阿根廷人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并用阿根廷人的双手来实施。这带来了机遇——但也伴随着压力。用波切蒂诺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变革。

 “这里没有阿根廷那样的足球氛围，”他说，“但（美国人）他们的投入要比过去更多。美国足协在整合大联盟与大学、高校时做得非常出色。这里有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热爱足球、充满激情的人，他们也渴望让美国成为足球强国。我有一批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大联盟也正在蓬勃发展。梅西的效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梅西是世界冠军。一位大联盟球员说过：‘我在与世界最好的球员对抗’，这带来了信心。而我们正处于变革之中。我不认为这种（阻力）来自其他运动项目的（保护主义），我认为这更多是文化层面的问题。”

“阿根廷人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足球；而在这里，则是棒球棒、篮球或橄榄球。这种观念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里有近4亿人口，其中有8000万拉丁裔人口，他们早已拥有了足球基因，这里对于各类运动的发展都有足够的空间。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人们过于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美国的资源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在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富庶、如此强大的国家，大家难免会疑惑：为何在世界第三大的人口大国里，就连11个踢球的都找不到？。“既然球场已经修好了，大家接下来就会喊：‘我现在就要一个梅西，一个罗纳尔多，’”波切蒂诺分析道。“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金投入，而保持耐心并不容易。你不能让孩子们等到12岁才第一次用脚触球。然后你来建一所足球学校，说：‘来吧，射门！’但足球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与足球的关系是自然建立的。我拿到球，然后我的兄弟、表亲或年长的朋友们会把它抢走。我该怎么把它抢回来？这才是足球：不是机械化的，也不是自动化的。随着这种关系开始建立，天赋才会显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足球强国才会出现：其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东西。”

波切蒂诺与美国队需要面临的挑战，或许在于参与这一进程，并通过模仿来加速它；但最重要的是，仅仅是去踢球，仅此而已。然而，尽管焦点只集中在他自己的球队上，但这同样受制于文化。

“我承认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法国显得有些‘傲慢’……但人们常有一种错觉：‘我是美利坚合众国：我是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我出征，我战斗，我胜利。‘我率先登月。’‘我是美国’，BOOM! 一切就成了。‘我们在篮球、冰球、棒球上都是世界第一；为什么足球不能赢？’等等，等等。NBA：比赛在哪里进行？在美国。世界冠军。NFL：世界冠军。而在足球领域，你面对的对手都拥有百年积淀的历史，这很美妙。阿根廷、巴西、英格兰、西班牙：他们赢球，因为他们把比赛视为生死攸关的事情。这种‘骄傲’会令人振奋，你可也不愿失去它，但我们也需要保持心态平衡。我们已经找到了出路。我们需要球员们相信我们。”

 人们很容易对这位新任主帅心存疑虑。“完全正确，”波切蒂诺回应道，建立信任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的首期大名单就是由技术团队负责组建，这也带来了积极影响。

 “我们倾听并信任他们，他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信任，这为团队的和谐奠定了基础。球员们乘不同的航班抵达球队，他们会和萨姆（扎帕特卡）、迈克尔（卡马曼）一起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聊聊天。并没有什么既定计划，只是为了解他们，聊些有的没的。然后我们才开始工作。”

 “总体而言，我们在（典型的）‘美国球员’身上看到的一点是，他们只知道踢球。我们对他们说：‘伙计们，踢球是一回事，竞争是另一回事。’我来解释一下：在大联盟（MLS），如果你一场未胜，排名垫底，会发生什么？那里没有降级制度，所以我既上不去，也下不来。足协的人说：‘美国体育奖励失败。’如果我输了，会怎样？什么都没有。唯一付出代价的人只有我们——教练！这种安逸在足球圈是行不通的，我们正试图改变这一点。”

你不得不变得更狠心吗？“我本来就够狠的了，”波切蒂诺笑着反驳道。“我们试图通过激发他们的智力潜能来‘攻克’他们。任何球员都会感激你不低估他们。。如果你尊重他们、重视他们，他们足够聪明，会明白自己走错了路。这就是我们着力解决的问题。

 “但我们更倾向于通过表现来说服（而非强加）。球员需要看到他们的领导者是公正的。如果某位球员对团队或集体造成负面影响，其他队员会不理解我们为何不对此采取行动，任由这种负面情绪蔓延。我们并非心血来潮才采取行动，而是为了共存与竞争。这是向整个团队以及那些制造负面氛围的人传递的信息。他们并未被驱逐；我们给予他们机会去发挥重要作用，去反思、改变并以正确的方式行事，从而创造积极的能量。”

关于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缺席中北美金杯赛、却希望出战同期两场友谊赛一事，此前曾引发广泛讨论，但波切蒂诺明确予以拒绝。他强调，既然入选球队，就必须全心投入，他更倾向于与现有阵容共同磨合成长。尽管这位美国队长坚称“事情可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般戏剧化”，但队内的某种转变确已发生。波切蒂诺对此态度鲜明：“我是主教练，不是摆设。”如今他进一步回应道：“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并非仅涉及个别球员，也不是三五人的问题，受影响的范围其实更广。”

此外，外界施加的压力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一压力环境波切蒂诺深有体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拒绝介入美国当下政治纷争的态度——尤其是在社会高度极化、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突击执法行动频发，以及蕾妮·古德与亚历克斯·普雷蒂遇害案引发舆论震荡的背景之下。这种压力同样体现在他对蒂姆·维阿关于票价言论的批评中。彼时他强调：“国际足联深知其中缘由”，并以此告诫这位边锋：“球员的职责在于赛场表现，而非场外发声；我们并非政客，只是纯粹的运动员。”

除了自我保护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波切蒂诺不愿在政治上表态。“我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要承担执教球队所伴随的一切责任；我不会在其他层面上代表球队。我通过体育来代表球队，因为这才是我所擅长的。”

“2002年我入选了阿根廷国家队；此前五年阿根廷一直是世界最佳球队，但当我们抵达赛场时，大家已疲惫不堪，伤病缠身，或许心理压力也过于沉重。当时正值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获胜才能让人们开心，让他们忘却烦恼：我们成了国家的救世主。这给团队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今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潜在的压力如出一辙，国家队成了民众的避风港，球员们被推上爱国英雄的舞台，被迫承担起并非总是心甘情愿的额外责任。

 “正是如此，”主教练说道，“这也正是我考虑保护他们的原因。当我们看到不公时，都会感同身受，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希望暴力终结，希望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我尊重那些离开体制去抗争的人；但如果你身处体制之中，就应该从中受益。”

 “任何教练都可以抱怨球票太贵。我们心知肚明。我作为世界杯备战主教练的责任，在于考量这些（外部问题）如何影响团队的内部动态。这份工作伴随着（其他）责任，若无法接受，就该退出。若我留任并发声，便会陷入虚伪、民粹主义或自相矛盾的境地：我甚至不知该如何定义这种状态。”

 “足球能激发情感、爱与快乐；它凝聚人心、联结人群、开阔视野。这才是我们的责任，而非制造更多冲突与仇恨。当然，不公之事令人痛心。人人皆见。我们如何促成改变？通过足球的价值观与原则。指责与分裂易如反掌；而团结与建设，而非彼此疏远，则更为艰难。”

 “如果我们把自己置于极端立场，就再也无法达成共识。足球不仅仅是一项用来娱乐的运动。我是在父亲的价值观中长大的，而足球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价值观。足球代表着同理心与团结。作为一名在美国生活的阿根廷人，或许我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或者说，是更大的贡献。当唐纳德·特朗普问波切蒂诺美国队能否赢得世界杯时，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因为我确信这一点，”波切蒂诺说，“其次，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如果我是总统，而主教练没有以我期待的那种坚定态度回答，没有说‘当然’，我会把他炒掉。如果教练犹豫不决：‘这人不行，换一个。’

 “我从未刻意追逐所谓的‘美国梦’。在2014年随托特纳姆热刺赴西雅图参赛前，在1999年随阿根廷国家队在华盛顿踢完那场比赛前，我既不懂英语，对美国也一无所知，甚至未曾踏足这片土地。我的生命里曾有过阿根廷梦、西班牙梦、英格兰梦——‘美国梦’的本质是坚信一切皆有可能，而怀揣梦想本就是全人类的共通特质，绝非某个国家的专属。但为何不去拥抱这种可能？在足球的世界里，过度现实只会画地为牢：我们需要创造梦想，敢于相信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因为奇迹从来不是虚言。在绿茵场上，若你丧失信念，便已提前出局；若你选择相信，便始终握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