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员不应该对球员抱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但我们毕竟也是普通人,难免会考虑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球员。
我会尽量采取主动,时刻留意相关球员是否可能随时引发冲突,同时努力避免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预先判断,只根据他们实际做出的行为作出回应。
在球场上,这通常只是简单地像问候一位老朋友那样与他们打招呼,说声“你好”,再问问他们最近怎么样。我认为很少有裁判员会尝试这种做法;这或许会让球员措手不及,甚至让他们觉得,这位裁判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相处。
有几家俱乐部会任命队内最难对付的球员担任队长,这至少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在比赛开始前与他们进行交流,争取让他们站到我这一边。
新冠疫情之前,我们通常会在开球前一小时与双方队长见面。我一直觉得这很有用,但其他人似乎都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后来,这种会面安排被取消了,这也意味着我第一次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触,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员通道里。当时,我们正在等待对方球队入场。
那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的第一场比赛,因此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带有引导性的问题,询问他如何评价本届赛事的裁判执法水平,言下之意是,世界杯的裁判水平肯定比他平时在英格兰所经历的要好得多。

费尔南德斯反应十分激烈,他表示所有裁判的表现都糟糕透顶,而葡萄牙队则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所以,看来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对吧?”我微笑着回应道,“那就看看几个小时之后,你是否还这么认为。”
我们无法证明,这种带着善意的幽默以及展现人情味的尝试究竟产生了多大作用,但费尔南德斯当时明显放松了下来,并且在比赛中表现得无可挑剔,直到比赛临近结束时,他因为对一名对方球员表现出不满和急躁的情绪,才领到一张黄牌。
当我第一次与罗比·萨维奇打交道时,队长会面证明了它的巨大价值。当时,萨维奇正处于自己职业球员生涯最后一个完整赛季,并担任德比郡队长。
萨维奇参加会面时稍微迟到了一些,而且是最后一个到场的人,而他的名声早已在他到来之前传到了我的耳中。他关上门,站在房间里面靠墙的位置,双臂背在身后。
按照惯例,我们应该握手,而当时的情形让我感觉这像是一场考验,仿佛他想在气势上压我一头。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萨维奇其实有着严重的社交羞怯,尽管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外向,但我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我主动向前一步,直视着他的眼睛,伸出右手。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了我,随后,这场简短的会面便按照我惯常的方式继续进行。
我的惯常做法是,请双方队长帮我一个忙,在比赛中树立良好的榜样。他们总是会答应,即使有时只是出于礼貌。如果他们之后违反了约定,我就会指出,他们正在违背自己作出的承诺,从而把话题从我那次有争议的判罚转移到他们自己的行为上。

整场比赛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萨维奇唯一一次情绪激动,是因为一名斯旺西球员在中场短暂拖延了德比郡队的一次任意球。
萨维奇对足球竞赛规则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了解。他提出抗议,认为犯规的球员应该被出示黄牌,并且强调这种处罚是强制性的。我承认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随即反驳道,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他在公开场合对裁判判罚表示不满,我也同样有义务向他出示黄牌。最终,我们达成一致,就此互不追究。
比赛接近尾声时,我们再次碰面,萨维奇对我作出了一个略带赞许的评价,说我的表现还不算太差。对于任何一名裁判员来说,这已经算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当然,他所在的球队最终还是以2比1赢得了比赛。
在德比郡执法的另一场比赛中,我又遇到了乔丹·亨德森。显然,他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从比赛一开始就不断找我的麻烦,而且还要反复这么做。当时,他代表利物浦参加一场杯赛,几乎对我的每一次判罚都提出异议,即使是那些再明显不过的判罚也不例外。
当机会出现时,我平静地直接向他指出了这一点,询问他是否打算整场比赛都采取这种方式,并建议他或许应该尝试换一种策略,因为无论他怎样抗议,都不会改变我的判罚。看来这种做法确实奏效了,不仅当时有效,后来我们再次碰面时也同样如此。
如果球员的英语水平比较有限,我并不总是能够与这些难缠的球员进行这样的交流。我必须承认,有时我会在这类谈话中故意使用一些比较复杂的词汇。我知道这样做有点不太光彩,但我的想法是,当他们忙着理解我的回答,并试图弄明白我究竟在说些什么时,我就能让比赛重新开始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对马克·库库雷利亚使用过这种策略。他于2021年夏天加盟布莱顿。在他代表球队参加的第四场比赛中,比赛地点是布伦特福德。当他在一次空中争抢中被对方球员意外挥动的手臂击中时,他很快就让我注意到了自己。
当他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时,我以为他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并且认为对方球员可能因此被直接出示红牌。然而,等到他在地上翻滚了一圈又一圈,甚至开始用脚踢地面时,我便降低了对这次事件严重程度的判断。比赛回放显示,随后出示的那张黄牌已经完全足够了。
这种行为给球员自身带来的问题在于,裁判员下一次就更不容易相信他们了。当出现五五开的争议判罚时,裁判员也更不容易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这或许并不公平,但却是他们自身行为所直接造成的后果。
我意识到,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塑造成了故事里的英雄。为了保持客观和平衡,我也有必要指出,这些应对方法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
任何人只要回看2017年伯恩利对阵林肯城的足总杯第五轮比赛,就会发现,当时有一名裁判员在努力控制一名主队球员时显得力不从心,最终也未能成功。这名球员的恶劣名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经过了充分验证,完全名副其实。
我始终没能找到管理乔伊·巴顿的有效方法。不过,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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