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The Athletic，作者是前英超裁判格雷厄姆·斯科特。

关于裁判员，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他们没有受到问责。他们可以犯下严重错误，导致球队输掉比赛、主教练丢掉工作，然后第二周又若无其事地重新站上球场——人们通常就是这么说的。

但我作为一名英超裁判员的亲身经历恰恰相反：审查太多了，涉及的声音太多，持续的时间太长，而且对于追求高水平表现而言，反而适得其反。

在本应完成学习之后很久，我们仍然会把那些有争议的判罚装在脑子里，因为那些掌权者迟迟无法决定我们到底是对还是错，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甚至都无法就所谓完美、正确，或者哪怕只是更可取的结果达成一致。

感觉上，英超高层以及裁判机构PGMOL（现已重新命名为Pro Ref）的管理人员连续几天都在随风摇摆，而我们这些裁判员却被晾在一边，任由各种质疑和批评落到自己身上。一种恐惧文化由此盛行。

按照目前的情况，一名裁判员可能在周六做出一个判罚，周一由自己的直属主管告知他判罚正确，却在周五发现，周三召集的一个评议小组认为他判错了。这个结果会在接下来的周二发送给各家俱乐部，并向全世界公布；随后，这名裁判的上司甚至可能参加一档每月播出的电视节目，该节目覆盖200多个国家，然后无奈地向全世界解释他们为什么判错了。

裁判员的年度绩效奖金将因此受到重大影响，而他们的执法安排很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受到影响；有时，仅仅因为一个最初被判定为正确的判罚，或者最坏情况下，只是一个结合当时比赛背景来看完全合理的判罚。

在绩效评估中，比赛官员会被拿出大量以错误为核心的数据，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当时其雇主认为是正确判罚的“错误”。

这一切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裁判员和助理裁判员如果允许自己受到这种漫长而令人困惑的反馈循环影响，那么下一次再次遇到类似判罚时，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这种程度的问责是否足够，应当由其他人来判断，不过，我很想听听那些从事类似工作、需要面对如此混乱且公开的评议程序的读者怎么看。

举一个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例子。

2018-19赛季的一个周六下午（经笔者查阅，该场比赛是莱斯特城2-0沃特福德），我因为一名球员实施严重犯规而将其罚下。英超派驻代表——每场比赛都会派一名前球员来评估裁判表现——在周日提交了关于关键比赛事件（KMI）的报告草稿，其中表示我的判罚是正确的。

然而，一名负责评估该判罚的退役裁判员却认为这是错误判罚，认为根本没有犯规，并且认为我本应当能够正确处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既容易判断、又判错了的情况，而这也是他能够给出的最严厉评价。

该球员所在俱乐部对红牌提出申诉，但英足总在周一告知他们，判罚维持原判，三场禁赛继续执行。英足总评议小组表示，该球员“并未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危及了对方球员的安全。

周二，该俱乐部提出第二次申诉；随后在周四，最终版本的英超代表报告被发送给我以及双方俱乐部。报告草稿被修改了，现在变成：这张红牌判罚“相当难以判断”，但仍然是错误的。那名退役裁判员的评估也在所有评估人员开会之后被修改，现在认为确实存在犯规，但我的判罚仍然是错误的，只不过这一次被描述为“困难”。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俱乐部向英足总提出的第二次申诉在接下来的周一仍被驳回——也就是比赛结束整整九天之后——而这张（错误的？）红牌最终仍然维持。如果裁判得到的反馈是这样，那么裁判员有时看起来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2022年，PGMOL/Pro Ref都会记录并评估每一次判罚，从界外球到点球，无一例外。这是在英超代表针对KMI所提交的定性报告之外进行的。所有内容都属于保密信息。

自2022年起，裁判表现评估被外包给一个KMI评议小组。该小组由五名成员组成，每周开会，并且只评估KMI。其中，Pro Ref和英超方面的代表是固定成员，另外三名成员则从一个规模较小的前球员和前教练群体中抽选。

虽然近年来裁判工作的其他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透明——而且这种透明化是合理的——但KMI评议小组成员的身份仍然是秘密。

支持这种不透明做法的理由是，退役球员成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义务跟随那些同时从事媒体工作的同行的意见。事实上，目前的小组成员中有三人经常在英超比赛场地为媒体工作。

关于目前这一批成员，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其中四名小组成员在英超出场数以百计，效力过多家俱乐部，并且合计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英格兰国家队出场次数。他们在球场上所处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包括门将、后卫、中场和前锋。相比之下，候选池中的另一名成员既没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也没有执教过高于英冠级别的球队。

小组成员在正式承担这一职责之前会接受培训；如果有必要，在作出评判之前，他们还会接受与相关竞赛规则或当前判罚指导原则有关的说明。在每一个KMI事件上，他们会进行两次投票：第一次判断是否支持裁判员的场上判罚；第二次判断视频助理裁判（VAR）介入是否正确，或者VAR不介入是否正确。

Pro Ref针对裁判员采用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实施“结合比赛背景的判罚”（contextualised decision-making），但KMI评议小组所审查的却是经过剪辑的短视频，而这些视频恰恰把比赛背景剥离掉了。这就好比要求一名电影评论家只看电影预告片，然后让他评价整部电影。

Pro Ref并不会支持裁判员的每一个判罚，但它确实有动力为判罚进行辩护，因为KMI结果就是其主要绩效指标。

在2025-26赛季，评议小组一共对1091次场上判罚进行了评议，其中840次涉及主观判断。其中，每七次大约就有一次被认定为错误，这一比例在过去三个赛季中几乎没有变化。裁判员们感到沮丧的地方在于，小组经常出现3-2的分歧票型，双方各占一边。上赛季这种情况出现了57次，这显然很难说是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当结果公开之后，Pro Ref和媒体却把这些结果当成了确定性的结论。

在涉及VAR判罚时，KMI评议小组能够达成更高程度的一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接受了英超希望VAR保持较高介入门槛的理念。但即便如此，上赛季仍有12%的投票出现分歧，其中27次投票结果是3-2或者2-3。

另一个让一些球迷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当一次裁判判罚被记录为明确错误时，VAR却因为确认场上判罚（没有介入）而得到支持。

阿森纳球迷最近对此非常愤怒，当时评议小组以5-0的投票结果认定阿森纳在桑德兰比赛中被判罚的那个点球是错误的，但同时又认为，这并不属于“明显且清楚的错误”，因为“考虑到双方球员的综合动作”。或许应该让评议小组中的某位成员接受采访，详细解释一下他们到底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过去，小组的投票结果被视为机密，只会分享给相关比赛官员和参赛俱乐部，但这些结果后来不断被各方泄露，所以从本赛季开始，这些投票结果被正式公开。

希望这能够带来更高程度的一致性，因为评议小组的一些结论确实令人无法理解。裁判员在球场上快速奔跑、只看一次、以全速面对某个事件时，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误判一些情况；VAR在压力之下同样可能犯错。但是，一个评议小组有四五天的时间，在反复观看大量回放之后才作出结论，那么它能够提出的借口就少得多了。

例如，今年2月，曼城对阵富勒姆的比赛中，保罗·蒂尔尼被告知，他没有因为菲尔·福登蹬踩卡尔文·巴塞的跟腱而将其罚下，是正确的：

三个月之后，当阿森纳对阵伯恩利时，蒂尔尼却被告知，当凯·哈弗茨对伯恩利的莱斯利·乌戈舒库实施几乎相同的犯规时，他没有将哈弗茨罚下是错误的。

两场比赛所使用的VAR裁判不同。评议小组以4-1的投票结果认定，负责检查福登事件的视频裁判不介入是正确的；但对于检查哈弗茨铲抢的VAR，小组又以4-1的投票结果认为VAR本应介入。你们小组自己先把标准统一起来吧。

本赛季，评议小组认定迈克尔·奥利弗在曼彻斯特德比中，因为福登抬脚踢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腹部而向其出示红牌是正确的。但它似乎忘记了，自己在上赛季西汉姆联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曾认定，卢卡斯·帕奎塔做出同样动作时，只应该得到一张黄牌。期间竞赛规则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这两次判罚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

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评议小组支持VAR迈克尔·索尔兹伯里没有介入曼城对阵桑德兰比赛中埃利奥特·安德森一次潜在手球事件的决定。

然而，迈克尔·索尔兹伯里又被告知，在上赛季末西汉姆联对阵埃弗顿的比赛中，他本应该介入并建议判给埃弗顿一个点球。在这两次事件中，皮球都是被一名正在与对手争抢的防守球员挡开，但最终却要求VAR采取完全相反的处理方式。

如果我们确实必须保留KMI评议小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加稳健的制度，能够为受到影响的裁判员提供更快速、更透明、更一致以及更公平的结果。

要么就应该大幅扩大评议小组的规模，让统计数据真正具有意义；要么就应该承认，3-2的投票结果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属于过于接近、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情况。可怜的萨姆·巴罗特在2025-26赛季就有五次针对他的投票结果是2-3，这制造了一种错误印象，让人以为他的赛季表现很差。

这种执着于寻找所谓“正确”判罚的做法并不现实，因为足球是一项规则存在广泛解释空间的运动，甚至连什么构成一次犯规铲抢都没有明确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