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网络，油画效果为AI处理。文字节选自朱天心《漫游者》。

撰文｜刘天谕

编辑｜张钦

还要再讲一遍佛得角的世界杯故事吗？今年夏天，你甚至能在排队进Hollister试衣间的时候听到年轻女孩跟她妈妈谈论佛得角队（也称“蓝鲨队”）——一支身价还没有亚马尔一个人高的非洲球队，第一次踢世界杯，成绩是战平西班牙，晋级淘汰赛，加时阶段一球惜败卫冕冠军阿根廷。

佛得角是由大西洋中的十座岛屿组成的国家，资源稀缺，有漫长的移民历史，没有职业联赛。它靠着留洋球员和侨民球员走完了世界杯之旅。

你可以将这条路理解得很简单：为了寻找兑现天赋的机会，穷苦的足球天才纷纷离开家乡，国际比赛日临近，教练组想到数量庞大的侨民，就召集球员回来，接着他们创造了奇迹。

但在蓝鲨队新任主教练亨贝托-贝当古（Humberto Bettencourt）眼中，这并不是佛得角足球，或者只是其单一面。他今年51岁，在佛得角做了十八年教练，在国家队工作了六年，今年八月刚从助理教练转职主教练。六年里，贝当古参与了这支球队的建构，他要花许多时间考察散落在海外各个联赛的球员，与他们保持联系，并和同事商定征召名单。“团结不会自动发生”，为球队技战术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之外，贝当古也负担起帮助新成员融入团队、确保每个人理解比赛要求的职责。

他有体育科学的硕士学位，会被当地媒体称为“很钻研足球的研究型教练”，也执教过多支佛得角地区联赛球队。和国家队上一任主教练布比斯塔（Bubista）走访佛得角赛区的时候，他们观察踢足球的年轻人；看到体育体系不够职业的部分，贝当古推动了佛得角足球教练协会成立，试图为填补缺口出一份力。

贝当古说，在足球行业里待得越久，越能发现球员天赋、资源稀缺或取得的成绩概括不了佛得角足球。“必须看到培养、文化、组织、侨民和机会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进步以及仍需克服的挑战，都取决于这种组合。”

在沙滩上踢球的年轻人。图源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世界杯之后，《在场外》与贝当古做了一次文字采访。当时，他还是佛得角队的助理教练，稿子发布的时候，他已经接替布比斯塔，坐上了主教练的位置。

贝当古回消息很快，给每一个问题写下了长长的答复。我们讨论了他对自己足球生涯的观察、这支创造佛得角历史的球队是如何被组建起来、足球从业者在大西洋中的群岛上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更重要的，当中国球迷不再把蓝鲨队的世界杯成绩归因于奇迹或运气，不再想象佛得角与某种缺食少药的生活挂钩——我们该如何理解佛得角足球。

人们听到“罗伯托-洛佩斯（ Roberto Lopes ）”的时候总是有点困惑。这不是个典型的爱尔兰名字。“我父亲来自佛得角”，洛佩斯会说，但眼前的爱尔兰人显然不知道佛得角是什么。

洛佩斯知道的也不多。他父亲卡洛斯16岁就离开了佛得角，在船上做厨师，后来在比利时开了咖啡馆。去爱尔兰度假的时候卡洛斯遇见了后来的妻子，他们的孩子在爱尔兰长到27岁，除了父亲以外，只见过一个佛得角人。洛佩斯是爱尔兰超级联赛的一名后卫，为爱尔兰U19踢过球，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国脚。

2018年，他在领英收到了一条用葡萄牙语写的消息。消息是佛得角队当时的主教练阿古斯（ Águas ）发来的，《卫报》写道，洛佩斯不懂葡萄牙语，当作垃圾邮件忽略了。第二年，对方问他考虑得如何，他翻译了之前信息，“灰溜溜地回去道歉，说，如果不算太晚的话，我很想参与进来。”

洛佩斯。图源社交媒体。

2019年与多哥的友谊赛是洛佩斯第一次代表佛得角队出场，后来，他成了大名单里的常客，也参加了世界杯。今年世界杯佛得角队的26人大名单里，几乎所有人都有双重国籍，其中13个人和洛佩斯一样，在国外出生。

征召侨民球员是佛得角队的传统，足协副主席告诉《卫报》，系统的侨民球员招募进程大约始于2002年。根据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德梅洛教授（Victor Andrade de Melo）的记录，早在1983年，就有葡萄牙的佛得角裔球员入选蓝鲨队。

之后四十多年里，更多效力于不同国家俱乐部的球员穿上了佛得角队球衣，用贝当古的话来说，佛得角足球是岛屿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力量来自岛屿与世界各地侨民之间的联系。”

直到1975年独立，佛得角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时代，生活在佛得角的人大多靠农业生存，降雨依靠微弱的大西洋风。干旱是常有的，这意味着饥饿。哥德堡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奥克松（Lisa Åkesson）统计，20世纪40年代有总人口数1/3的人死于饥饿，1958年至1959年，仍有数千人。与此同时大量契约劳工被送去了葡萄牙，或葡萄牙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那里的种植园环境恶劣，工资形同虚设。

于是有了20世纪的三波移民潮，如今，佛得角有人居住的九座岛屿上一共有50多万居民，不同的统计口径下，侨民人口大约是这个数字的1.4-3倍。

政府早早将侨民放进了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个庞大的群体意味着“调动外部资源”的可能性。1992年，侨民拥有投票权被写进了宪法，之后三十多年里，政府推动了许多政策、项目和国际协议落地，保障侨民在海外的生活、鼓励他们在佛得角投资，并为公民的迁出和回流提供便利。

也是在1992年，“自愿取得外国国籍会丧失佛得角国籍”的规则被废止，2023年，获得佛得角国籍的条件再次放宽，在国外出生的，佛得角公民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或玄孙子女，都可以申请佛得角国籍。

这样的社会自然会组建一支有许多侨民球员、几乎所有人都是双重国籍的球队去代表它。

佛得角队对侨民球员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贝当古将它概括为，“体育信誉、成绩，以及早已存在于佛得角侨民社区中的身份认同感，共同作用的结果。”

侨民球员往往需要在两个，甚至更多国家队中间，选择一件球衣，开启自己成年后的国际比赛生涯。对某个国家队心理上的亲近是影响他们决定的重要因素，球星奥利塞选择法国队是典型的例子，出生于荷兰的辛迪-卡布拉尔（Sindy Cabral）说自己为佛得角队效力，也是“因为我太爱佛得角了”。

他的父母都是佛得角移民，他们在荷兰相遇，在一个“佛得角人随处可见”的社区定居。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带着卡布拉尔回佛得角。这位23岁的后卫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自己对佛得角很熟悉，“我一直想为祖国效力。”

卡布拉尔。图源社交媒体。

关于侨民球员的选择，另一种常见的理解是，他们无法入选自己居住地“更好”的国家队，于是为了参加国际比赛，转向佛得角。

这很正常，只要“他们最终的决定是有意识的决定”，贝当古说，技术团队与球员沟通时，从不许诺出场时间、首发位置或入选大名单的资格，也不会把大赛作为说服球员的唯一方式。

“因为国际生涯大于一届赛事。佛得角队的球衣代表着对团队和国家的承诺，球员需要时间做出选择，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都应受到尊重。”

确定佛得角队大名前，国家队教练组考察过本地赛区。佛得角的足球比赛是半职业性质的，有人居住的九座岛屿被分成十一个赛区，每个赛区都有自己的联赛，赛区冠军会获得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资格。

2022年，贝当古跟着佛得角队当时的主教练布比斯塔走访了一些赛区。结束之后，布比斯塔告诉《群岛快报》，“球队整体强度偏低”。“年轻人很难进入国家队”，布比斯塔说，因为佛得角没有持续运转的国奥队，“U17代表队大约每两年参赛一次，这远远不够。”

今年世界杯佛得角队的大名单里，没有一位球员在本地联赛效力。

布比斯塔。图源路透社。

球员外流一直是非洲的普遍现象，CIES足球天文台统计，2022年世界杯五支非洲球队的130名球员中，只有17人效力于非洲足联辖区的俱乐部，将近87%的球员平时都在非洲之外踢球。

对佛得角球员来说，通向岛外的路好像很宽阔。为了踢球离开佛得角的人，去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联赛，不占用非欧球员名额。

现实是，想要靠足球走出去并不容易。“个人网络起到的作用相当大，”贝当古说，一位优秀的球员想要留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认识‘对的人’”。“通常，生活在俱乐部数量更多、比赛更规律、曝光度更高的岛屿上的人，会更有优势。”

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所在的圣地亚哥岛拥有南、北两个赛区，南区的12支球队双循环，能踢满22轮比赛。EPIF等常被媒体报道、培养过多位国脚的青训机构，也都在这里。

马尤岛的情况则不同。2024-2025赛季马尤岛没有举办地区联赛，新赛季开始前，地区足协的主席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协会没有足够资金举办赛事。协会可以提供一辆大巴，但无力承担燃油和司机费用，导致一些球队放弃训练和比赛。青年流失也使组队变得困难。”

“我不认为所有年轻人都有相同的机会。”贝当古说。

在EPIF训练的年轻人。图源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岛际交通不便加剧了机会的不平等。在佛得角的岛屿之间，航空和海运起着互补的作用，航空运力集中在主要的旅游和行政节点，如圣地亚哥、萨尔、圣维森特和博阿维斯塔，其他岛屿则更依赖海运。2025年，只有从普拉亚出发，去往另外两座岛屿的飞机行程明确支持当日往返。一家岛际海运特许经营公司的网页上，记录了自今年2月以来的十多次航线取消或暂停。

出行成本和交通限制，会使教练、经纪人或外国俱乐部的球探很难观察到某些岛屿的球员，贝当古说，无论是否走到留洋那一步，“一名年轻人即使有潜力或能力，也可能因为生活在能见度较低的岛屿或地区、没有参加规律比赛，或无法接触到人脉网络而面临困难。”

留洋是足够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走的路。和大多数来自非洲的球员一样，许多离开佛得角的球员，会从欧洲低级别联赛起步，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职业生涯辗转许多国家。慢慢的，地图上的“外国”，变成了第一次见到雪的好奇、找不到咖啡店的苦恼，或是某位教练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一块有冰激凌的奶油面包。

当地媒体会在他们转会或表现出色的时候过来采访，谈话中，总要问问外国人经常回答的问题：这里的联赛和你之前踢过的有什么不同、你在这个城市有怎样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非洲球员会选择一个自己生活过的国家定居，然后获得新的国籍。

佛得角地图。图源维基导游。

在海外联赛找到合适的球员，就是贝当古和同事们的工作。与球员在国家队汇合之前，贝当古也接触过外国足球环境。他曾去葡萄牙、瑞士、安哥拉和巴西参加足球培训活动，也在四家葡超俱乐部、一家捷克超俱乐部做了见习。类似的经历，在每一届佛得角国家队教练组成员中都颇有代表性。

关于世界杯，贝当古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场小组赛前，佛得角国歌响起那一刻。当时他站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技术区，看向了球场大屏幕。屏幕里，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们列队整齐，他们出生于四个国家，在八个国家的联赛踢球——

“但在那一刻，所有差异都消失了。”贝当古写道，“不可能不去想，为了抵达那里所需要的一切，以及几代人中，所有为这一刻作出贡献的人。”

“这位球员或许能代表国家队”，类似的信息可能是教练组在比赛或数据平台中发现的，也可能来自海内外的足球教练、佛得角队前球员、管理人员、经纪人、球员的家人，或者侨民社区的成员。

贝当古说，理想情况下，佛得角队会在某位球员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关注到他，了解他的经历和证件情况，观察他的水平与竞技状态，再决定是否接触。

接触球员的时机很重要，他们原则上只能代表一个协会参加A级正式赛事。第一次接触如果发生得太晚，球员可能已经与其他足协建立了稳固联系，或者对自己的国际比赛生涯早就做好了决定。

球队出现了位置空缺，临近比赛才与球员联络，这样行不通，因为联络和征召是两回事。在世界杯踢后卫的莫雷拉（Moreira）18、19岁的时候就收到了佛得角国家队的信息，他记得“他们一直给我打电话，还通过亲戚朋友联系我”。只不过当时他是法国青年国家队的一员，还太年轻，难以做出有关未来的决定。

莫雷拉。图源社交媒体。

后来莫雷拉转会到了美职联，佛得角队一直与莫雷拉保持联系，询问他的近况，关心一切是否顺利。已经加入佛得角队的球员也会来找他聊天。到了2023年，莫雷拉终于穿上佛得角队球衣的时候，距离技术团队第一次联系他已经过去了十年。

耐心是必要的，球员和球队之间需要经过谨慎的双向选择，贝当古说，与球员建立关系、衡量他们的意愿、观察他们的比赛，都要花时间，球队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球员需求。双方作出决定前，教练组偶尔会遇到电话号码过期，或对方的经纪人变更。

在沟通阶段，通常，教练组只会跟符合佛得角队要求的球员谈谈家庭联系、身份认同、代表一个国家的责任，以及国家队对球员的期待，“最重要的是说真话，不存在一句魔法般的话”。在贝当古的印象中，很多个决定性时刻发生在球员与家人交谈、访问佛得角、关注国家队，或听到其他国脚的经历之后。

2019年，佛得角队给洛佩斯办了一个入队仪式，他要在全队面前唱歌。洛佩斯准备表演英文说唱，“但他们说，不行不行，必须是克里奥尔语歌曲。”吃过午饭他找到了《Dança Mami Creola》，一首节奏轻快、适合跳舞的歌。唱完第一句大家跟着唱起来，他觉得自己唱得不太对，“但大家挺热闹的”，洛佩斯觉得自己很快就融入了新环境。

普拉亚街景。图源GET YOUR TOUR。

2020年上任的主教练布比斯塔同样重视语言在塑造身份认同时起到的作用，“克里奥尔语是国家队的官方语言”，《卫报》写道。

但佛得角队终究是一支由经历和文化背景各异的球员组成的球队，只要有需要，使用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也是自然的，贝当古告诉《在场外》，“比只说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确保每个人都理解信息。”

教练组非常重视沟通的清晰度。他们做了所有技术团队该做的事，比如了解每个球员的特点、针对对手制定比赛计划、组织定位球。关键在于，他们尽可能简单地，向来自世界各地联赛的球员们传递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确保比赛原则能被迅速理解和吸收。

“建立一支真正的球队需要的远不止沟通，”贝当古说，球员和教练的质量当然很重要，但“国家队的成绩从来不取决于个人能力，它依靠球队里明确的规则、尊重、信任和责任感，需要球员拥有共同工作的意愿和适应能力。球员必须感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具有自身身份的家庭，而不是一个仅仅为了比赛，短暂聚集几天的群体。”

集训期间的共同生活因此凸显出重要性。团队里会有自然的非正式交谈，教练组的任务，是帮助新成员理解团队的文化和规则，了解他的困难，并在问题变大之前解决它们。23岁的佛得角队后卫卡布拉尔告诉《卫报》，自己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夏天，球队休息的时候他们总是一起出去玩，“像家人一样玩乐、跳舞”。

足球是一份激烈、严密的工作，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这项运动给称职的参与者们额外的礼物。

在国家队工作了七年，贝当古意识到佛得角队与海外侨民和社区之间的联系，“远远超出‘是否存在正式观察员’这一点”。世界各地与佛得角、与足球有关的人都有可能分享信息，帮教练组识别潜在球员、核实球员经历——这值得感激，也行之有效，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联系太依赖个人起到的作用。

比如，如果连接起球员和佛得角队的中间人出现得太晚，一位有资格，或许也有意愿代表佛得角队的球员，进入技术团队视线范围内的时候，可能已经对自己的国际比赛生涯做好了规划。

训练中的佛得角年轻人。图源The Observer。

为了能稳定跟进球员的整个体育经历，贝当古认为，当务之急是“把联系人网络转化成一个有组织的、协调且连续的结构。”

一个依靠规则、流程运转良好的体系，比一个依靠人的体系更健康、有效、长久。麦迪逊为美国宪法辩护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贝当古观察佛得角足球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回顾自己过去51年的经历，贝当古说，“我的人生从来没有沿着一条完全规划好的道路前进。”

他曾迫于生计离开学校，成为一名木匠。2008年，他33岁，拥有一家专营木工和金属机械加工的公司，那一年，稳定的生活让他看到了实现教练梦想的可能性。

贝当古告诉奥林匹克官网，一开始，他和岛上更有经验的教练交流，得到了一些巴西教练分享资料和心得的网站链接，和一本教人“用头脑取胜”的足球训练指南。他是那种家里没有网络就去网吧学习的人，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就回到了学校，从本科读到硕士，主修体育科学、运动训练和应用于体育的神经科学，在葡萄牙毕业。

执教地区球队的经历让贝当古攒出了一些名气，当地媒体形容他的时候，会写“一位很钻研足球的研究型教练”。到了2020年，贝当古“多年的学习、工作和奉献得到确认”，佛得角国家队新上任的主教练布比斯塔发来邀请，贝当古成了他的助理教练，负责那些与球队运转高度相关、但很少被公众看见的工作。

他把过往的经历纹在左臂上，从下往上看，先是戴着口罩做工的自己，学士帽和摊开的书通向一个足球，提醒他工作、学习、坚持和谦逊的价值，以及“我们从哪里开始，不必然决定我们能到达哪里。”

这句话在佛得角教练安东内斯（Lúcio Antunes）和卡多索（Felisberto Cardoso）身上同样适用。执教地区球队的时候，他们一个是航空管制员，一个在大学里教地理。后来，安东内斯带领佛得角队首次打进了非洲杯决赛圈，他的继任者正是卡多索。

安东内斯。图源网络。

打两份工的佛得角足球从业者很多，就像贝当古决定转行的前提，是他不靠足球已经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佛得角的体育体系建立在社团模式上，志愿服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贝当古说，无论在青训还是成年足球领域，许多人做教练，“完全是出于热爱或对足球发展的责任感，收入较低，很多时候甚至得不到经济补偿。”

2016年圣地亚哥北区裁判集体罢工的时候，大卫-马钦（David Machín）也在场。裁判被拖欠了薪水，马钦是第一位以职业球员身份在佛得角踢球的西班牙人。当时他效力于布拉瓦体育俱乐部，“合同很体面”。俱乐部高层大多住在波士顿，更衣室里除了马钦，还有四名来自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外援。

“布拉瓦体育的球员都有工资，”马钦告诉《阿斯报》，“但你和联赛里其他俱乐部的球员聊天，有人会告诉你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样的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因此，如果要描述整个足球圈的现实，我认为负责任的做法不是给出收入的数字——现实是非常多样的，”贝当古总结道，“只能说，我们的薪酬与职业足球环境中的水平相距甚远。”

薪酬水平只是佛得角足球“不够职业”的结果，而非原因。“关键是要创造可持续、有结构、全国一体化的，人才识别和跟进体系，减少地理分散、流程不连续以及过度依赖非正式关系造成的影响。”在贝当古的描述里，这个体系需要建立在规律比赛、共享观察标准、球员登记与跟踪、青年与成年国家队衔接、教练持续培训，以及俱乐部、地区协会和足协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之上。

福戈岛的一座火山附近，赤脚踢球的孩子们。图源The Observer。

他自己做过一些填补体系缺口的尝试，2017年，贝当古推动了佛得角足球教练协会成立，并担任会长。四年的任期里，“如果有什么让我感到自豪，那就是我们为强化这样一种观念作出了贡献：教练不只是周末指导一支球队的人。应明确教练的资质标准并重视持续培训，球员发展的体系只有在配备准备充分并且其培养作用得到认可的教练时，才可能是可持续的。”

很多时候，围绕理念形成共识，比落实共识容易，贝当古会同意这一点。这是一位教练眼中的佛得角足球。职业化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漫长过程，“只有当这次（世界杯）参赛能够留下惠及下一代的东西，并帮助佛得角足球变得更加有组织、可持续且面向未来时，它才会真正具有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