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并翻译自The guardian，原文发布于当地时间2026年7月19日，作者Marcela Mora y Araujo。

导读：阿根廷的足球内核，根植于对足球纯粹的热爱与童真。足球是阿根廷人的精神纽带，这份刻入骨髓的热爱与集体认同感，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绝境逢生。

在打入锁定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席位的进球后，劳塔罗-马丁内斯在边线采访中突然失声痛哭。他谈及父亲为自己买的第一双训练鞋，还说起少年时自己搬到另一座城市的俱乐部宿舍后，母亲每天都会帮自己整理床铺——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马丁内斯表示，这些事对他而言，比任何进球、任何奖杯都更重要。

阿根廷队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洛尼表示，在英格兰队进球后，他曾有过一丝担忧，但从未停止过对球员的信任。

“他们成长的环境让他们无所畏惧，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他们始终是最出色的，从小，他们就开始参与竞争，所有人都对他们寄予厚望；责任从来不会压垮他们。”

斯卡洛尼称，球员们在球场上的表现就像八九岁的孩子。

“他们不会去想：‘我们即将输掉一场半决赛。’他们心里只想着踢足球，这是他们一生都在做的事。”

在他看来，这批球员狂野、不羁且随性，他们是斗士，是有荣誉感的人。尽管外界对这支球队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教练组始终倡导对足球的热爱，以及球员们对待足球时的那份童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世界上有四种类型的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阿根廷难以被简单归类，尤其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时代，这个国家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越来越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这正是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特点。

网上流传着一个梗图，上面写着：“要把西班牙人赶出去，首先得把英国人赶出去。历史是循环往复的。”配图是两个多世纪前的独立战争场景，暗指阿根廷曾两次击退英国军队的入侵。在阿根廷，我们上小学时就会学习英国入侵的历史，但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听说过这段历史的英国人。

阿根廷是一片孕育反殖民斗争的土地，这一点似乎让北半球的一些人感到意外，他们总将目光聚焦于阿根廷大部分人口的欧洲血统。整个20世纪，许多球员都利用这种欧洲血统获取他国国籍，从而得以效力欧洲的顶级俱乐部。在博斯曼法案出台前，这几乎是球员在欧洲顶级联赛获得高薪合同的唯一途径。

自1810年和1825年与西班牙王室断绝关系后，阿根廷共和国便向世界各国人民敞开怀抱。一个阿根廷人，可能有着瓜拉尼族的母亲和东欧的父亲。二战后，纳粹分子逃到这里，而以色列以外最大的犹太社区之一，至今仍在追查这些纳粹分子的下落。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是叙利亚移民的儿子，他在任期间批准修建了拉丁美洲最大的清真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福音派传教士的身影。

原住民们日复一日地抗争，试图夺回被夺走的权利和土地；阿根廷的非裔后裔则通过社交媒体奋力发声，让外界听到他们的诉求。俄罗斯人和非洲人是最新一批受到阿根廷欢迎的移民群体，委内瑞拉人也加入了南美邻国移民的长队。在这里，你能找到日秘融合菜餐厅、唐人街，也能品尝到乌克兰美食。

阿根廷是一个多元且开放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在田园诗般的无冲突环境中幸福生活。

和其他国家一样，阿根廷也存在两极分化、阶级歧视、偏见和不平等的问题。

无论“国家认同感”具体意味着什么，足球都是唯一能让阿根廷人产生统一认同感的事物。我们将足球视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我们擅长踢足球，向海外输出球员和教练的规模，堪比我们出口粮食和肉类。贫民窟里最贫穷的孩子会在空地上，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练习颠球，在狭小的空间里打磨技艺；而阿根廷在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的传统，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比肩。

1978年世界杯冠军队队长丹尼尔-帕萨雷拉曾告诉我，在人类活动的大多数领域，阿根廷一直渴望成为大国之一，却始终被视为二流国家。

“只有在足球场上，我们可以与任何对手平起平坐，直视他们的眼睛，并且知道他们也将我们视为平等的对手，”他说道。

在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与国际足联、特朗普的关联，让“为弱者复仇”的说法显得有些牵强。梅西热潮是足坛前所未有的一场营销成功，阿根廷足协的财务活动正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在阿根廷境外，这支球队是最不受欢迎的队伍。无论是知识类文学刊物，还是右翼哗众取宠的主播，都对阿根廷队提出了铺天盖地的批评。

但阿根廷人却因此备受鼓舞，他们用球场上的表现作为回应。

比赛期间，我们会沉浸在梅西的魔力中，随着足球的每一次转动释放情绪，成为“足球圆圈神圣力量”的信徒。

而比赛结束后，我们便回归现实，不奢望任何事情会有所改变。

巴西诗人塞尔吉奥-瓦斯曾写道：“人们不是在看足球，而是在感受足球。”

足球所能带来的满足感，即便夹杂着痛苦、泪水与恐惧，也真实可感。

那些情绪如此真切，且能被所有人共享。

我们在感受，且并非孤身一人。

这意味着，我们真切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