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一幕大多是通过足坛搞笑失误集锦，或是盘点足球史上最离谱时刻的文章被大众熟知。当时巴西在距离球门25码处获得任意球，主裁判尼古拉·莱内亚吹响哨声，巴西队员还没做好主罚准备，里维利诺正和身边另外两名站在球前的队友沟通战术。就在他说话的间隙，扎伊尔人墙最右侧的球员突然冲了出来，径直奔向皮球，大脚把球开到了前场。

　　所有人都对姆韦普·伊伦加的操作摸不着头脑，他的队友更是满脸困惑。裁判回过神后立刻向他出示了黄牌，这名球员还短暂尝试抗议，但这注定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辩。

　　当时的英文解说员直言自己完全看不懂伊伦加的举动，后来他甚至将这一幕描述为“非洲愚昧的荒诞时刻”，此后多年这一事件都被贴上类似标签，被称作“非洲业余足球”的代表、“足坛小丑”，是足球失误集锦里的常客。

　　这些评价的潜在含义，甚至不少直白的论断，都认为伊伦加根本不懂足球规则，只是看到球就一脚踢到对面半场，这种假设充满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

　　但事实绝非如此。伊伦加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拿过不少国内、洲内和国际赛事的冠军，包括1974年非洲国家杯冠军，他1971年就首次代表扎伊尔出战，说他不懂足球基本规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对规则非常熟悉，”他在2010年的采访中表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这一幕发生在1974年世界杯扎伊尔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此后他们时隔52年才再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也就是今年，如今已经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他们终于重返这一舞台。这意味着此前不少人对他们征战世界杯的唯一印象，就是这个看似搞笑的瞬间，但这件事背后的真实故事，却黑暗、悲伤，甚至让人难以理解。

　　蒙博托·塞塞·塞科十分清楚体育的价值，1965年到1997年间，他是这个国家残暴专制的独裁者，1971年将国名从刚果改为扎伊尔。体育是面向国际的公关工具，名义上是为了国家形象，实际上更多是为他个人服务。他最成功的宣传操作就是1974年在金沙萨举办的“丛林之战”，穆罕默德·阿里和乔治·福尔曼的拳王争霸赛，同期还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音乐节，邀请了不少知名音乐人出席。

　　因此当扎伊尔以预选赛全胜的战绩，成为首个晋级世界杯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在同年3月拿下非洲杯冠军时，蒙博托十分高兴，整支国家队都被邀请到总统官邸接见。当时的他因为害怕被暗杀，已经很少离开这座官邸。

　　队员们当时既敬畏又不安，伊伦加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要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穷苦出身，见到蒙博托就像见到神一样。”他还提到，当时队员们注意到蒙博托的下属听到给球队的承诺后显得十分焦虑。

　　蒙博托对球队的成就大加赞赏，称他们作为首支晋级世界杯的黑非洲球队是国家的骄傲，甚至提到扎伊尔的黄色球衣（据说还是他参与设计的）穿在队员身上格外好看。他还给球队开出了丰厚的承诺：给每名队员发新车、房子，还有2万美元现金（按现在的汇率约合1.5万英镑）。伊伦加回忆说：“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时候都十分兴奋。”

　　1974年世界杯上扎伊尔身着黄色球衣对阵苏格兰，比物质奖励更重要的是，球队还得到承诺，在西德参加世界杯期间会得到充足的后勤保障。他们乘坐包机前往赛地，机场有全新的梅赛德斯大巴接送，入住的是豪华酒店，还承诺会发放丰厚的参赛补贴。

　　但问题在于，不少政府和足协的官员都想蹭世界杯的光，跟着球队去德国“团建”。安保人员、各路官员还有其他随行人员挤在队伍里，承诺给球员的奖金就这么不翼而飞了。等到球员们索要日常补贴想出门感受下当地风土人情时，主教练、南斯拉夫人布拉戈耶·维迪尼奇却让他们待在酒店房间里不要出门。后卫奇门·布万加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士气很低落，很多承诺给我们的东西都没有兑现。”

　　另一个问题是球队的硬实力确实有限，至少远达不到蒙博托的预期。首先他们都只是业余球员，而且蒙博托还下达过总统令，要求国家队球员必须留在扎伊尔国内，称“扎伊尔不能成为欧洲雇佣兵的非洲摇篮”。实际上正如伊伦加所说，这就意味着“队里很少有球员有和非洲以外球队交手的真实经验”。

　　他们在世界杯前和意大利、瑞士俱乐部的热身赛中就表现挣扎，首战0-2输给苏格兰，考虑到那支苏格兰队拥有肯尼·达格利什、丹尼斯·劳、比利·布雷姆纳和乔·乔丹等名将，这个结果其实已经算得上体面。

　　但到了这个时候，球队的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第二场小组赛对阵南斯拉夫之前，政府官员召开了一场离谱的赛前发布会，声称维迪尼奇被自己的祖国收买了。他们的原话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斯拉夫当局说服我们的主教练泄露了战术计划。”还放出狠话：“我们已经将他隔离，会做出一些调整。”

　　更雪上加霜的是，队员们意识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奖金已经被克扣一空，赛前一晚全队开会讨论是否要罢赛，多达8名球员支持罢工，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出场比赛，不过事后回想，他们或许会觉得还不如不踢。

　　赛前的准备已经糟糕透顶，但即便有心理准备，比赛的结果还是差得超乎想象。第18分钟他们就已经0-3落后，此时最终还是被允许临场指挥的维迪尼奇做出了一个离谱的决定：换下门将卡扎迪·姆万巴，而丢的这几个球其实根本不是门将的问题。

　　换人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半场结束时比分已经变成0-6，扎伊尔还少打一人，而这次判罚也和他们整届赛事的经历一样充满戏剧性——被罚下的人根本不是犯规的球员。丢第四球后伊伦加怒不可遏，一脚踢在了哥伦比亚裁判奥马尔·德尔加多的屁股上，然后立刻跑开了。等到裁判愤怒地转过身时，根本不知道是谁踢的他，于是就把前锋恩达耶·穆兰巴罚了出去，尽管这名无辜的球员极力抗议，还有两名南斯拉夫球员也指出了真正的肇事者，还是没能改变判罚。

　　下半场他们只丢了3球，多少算挽回了一点颜面，但0-9的惨败还是被视作无法接受的耻辱。赛后伊伦加表示，一群政府官员找到球队，威胁他们如果和巴西的比赛再输得很难看，就会面临极端的后果。按照伊伦加的说法，官员告诉他们如果输球超过3个，他们就“永远别想再见到扎伊尔和自己的家人”。

　　1974年世界杯扎伊尔0-3不敌巴西，那伊伦加这么做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答案似乎取决于你什么时候问他。2015年去世前他给出过好几种解释，这些解释并不完全矛盾，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说法也恰恰印证了当时情况的复杂程度。

　　比如2010年的采访中他表示，自己是想被红牌罚下，以此抗议克扣球队奖金的官员：“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很清楚足球规则，我不想再在场上卖命，而那些捞到好处的人却坐在看台上观战。”

　　这个说法和他2014年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大致一致，但也有细微差别：“我们当时真的非常不满，我们已经离开家人两个月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方式，他们居然还克扣我们的奖金？怎么能这么做。同时我也想借此挑衅裁判，我想让他把我罚下，我当时就想‘我不踢了’，我为什么要留在场上冒着回不了家的风险踢球，而那些拿了我们钱的人却安安稳稳在看台上看着我们？”

　　同年他在接受法国足球杂志采访时又表示，这更多是一时冲动的情绪宣泄，不是预先计划好的抗议：“我们已经输了前两场比赛，没有任何目标了，就是走个过场，所有人都没有动力，巴西球员在裁判吹哨后还一直在争论，这让我很恼火，所以我就走出人墙把球踢走了，我想被罚下，但裁判只给了我一张黄牌。”

　　而最严肃、差异最大的解释来自2009年的一次采访，伊伦加称自己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活命。他说0-9输给南斯拉夫之后，政府官员告诉他们如果再蒙受耻辱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他们带来了蒙博托的口信：‘他说你们所有人都让扎伊尔蒙羞，你们是垃圾，是婊子养的。伟大的领袖说了，如果最后一场对巴西的比赛丢球超过3个，你们就永远别想回到扎伊尔，也别想见到你们的家人。你们的领袖对你们所有人都很失望。’他们骂了我们差不多30分钟才离开，房间里没有人怀疑他们说的话是真的。”

　　他回忆说当时里维利诺准备主罚任意球，比分是0-2，他立刻做出了决定：“我慌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这个距离的任意球有多厉害，我觉得如果现在就0-3落后，我们就完蛋了。我想如果我在裁判示意巴西主罚之前把球踢走，就能浪费一点时间，所以我就把球踢走了。”

　　伊伦加的队友当时也和观众一样困惑，前锋埃特佩·卡卡科2014年接受国际足联官网采访时说：“我不知道他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可能以为球已经是活球了，但他从来没真正解释过，对我们来说这一直是个谜。”布万加则表示：“我当时完全没看懂！赛后我还去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告诉我他觉得巴西人耗的时间太长了，他一向都是急脾气。”

　　队里的门将穆罕默德·卡兰巴伊在播客采访中表示：“他是个很容易紧张的人，那是个反常的反应，他不该那么做的。大家都很不高兴，你想想，我们可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此外，卡兰巴伊还对伊伦加害怕自己和家人性命受到威胁的说法表示质疑：“我们没听到过这些威胁，输球之后大家什么话都可能说，但这不代表蒙博托会为了惩罚我们做出这种事。”

　　很多队友当时都对伊伦加的行为很不满，但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这种不满后来慢慢消解了：卡卡科多年后还会拿这件事开玩笑，和儿子扬尼克说起那届世界杯时也都是美好的回忆，扬尼克后来也成为了职业球员，现在在卢森堡执教球队。

　　伊伦加的后辈们也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梗：2014年当时效力于彼得伯勒联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扎库阿尼在接受采访时说：“有时候训练里罚任意球，会有人突然冲出来把球踢走，所有人都会哈哈大笑。”

　　球队回国之后，并没有得到之前许诺的英雄待遇，车子、房子、2万美元奖金全都没有兑现。很多球员后来陷入贫困，有些离开了扎伊尔在欧洲定居：卡卡科去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工厂工作，后来还在低级别联赛踢过球；布万加在法国定居；中场马富·基邦热定居荷兰；伊伦加的孩子现在住在英国。

　　但很多球员最终默默离世，被当初说要给他们荣耀的国家彻底遗忘。伊伦加曾说：“我们很多人现在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如果能重来一次，我宁愿好好努力当个农民。”

　　这个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但它也绝不是那些盘点文章、搞笑综艺和无脑玩笑里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