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日耳曼后卫威廉-帕乔在The Players‘ Tribune发表长文，回忆母亲对他的人生和足球生涯的深远影响。他谈到，母亲曾说过足球难养家，但如今我成功时她已离去。

我梦见自己回家时，脑海里浮现的是母亲在客厅里跳Bachata时双脚的模样。一二三，一二三。她的温暖，我们家的温暖。她总是听Aventura的歌，我想那是因为她与父亲分离的痛苦。父亲在我出生时离开了。每晚，她劳累一天回到家，就会放起音乐。

我大概8岁，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她一起跳舞。可惜我跳得很糟。我花了几个月低头看着她的脚，试图模仿。一二三，一二三。我从未抬头看她的脸，只盯着脚，努力跟上节拍。我不知道花了多久，也许一年。有一天，我终于听到她说：“对了！威廉，你学会了！你学会了！”我抬头看她的脸，她笑得那么开心。

我那时根本不懂“足球运动员”是什么，只是踢着玩。在厄瓜多尔，那时你不敢梦想有人会为此付你钱。实际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海军军官。教母的丈夫有一天穿着洁白的制服出现，我一下就迷上了。“他们付钱让你航海？还给你那套酷装备？请带我去吧！”

一天，有人想让我加入社区俱乐部，母亲说：“足球？只是个爱好。靠足球怎么养家？”我想她从未真正接受过这件事。在她眼里，那只是我放学后的消遣。但她始终支持我。早上，她在姐姐学校旁边摆摊卖吃的。傍晚她带回剩下的肉馅卷饼时，我会特别兴奋。晚上，她给邻居洗衣服挣外快，没有洗衣机，只有一双手和一个水桶。

还有那些猪。我们家住在基宁德的山边，后院养了些家畜。日子艰难时，只有瘦鸡；好一点时，才有猪。当地政府大概有些意见，但母亲很有魅力，大家都喜欢她。每年圣诞节，他们都能分到一块好猪肉，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猪吃什么？剩饭剩菜。猜猜喂猪是谁的活？“威廉！马上给我过来！”我总在街上踢球，假装听不见。“威廉！马——上——过——来！”我总在试探极限，多摸一分钟球都宝贵。“妈，我来了！来了！”你知道母亲们有专属的严肃短语吗？她会说：“马上就是马上！”那是信号，我真的得去了。

我挨家挨户敲门，邻居们提着垃圾桶出来。我满手都是米饭，挑出骨头。那味道糟透了，尤其是夏天。长大一点后，这让别人笑话我，有些大人甚至会露出嘲讽的笑容。这会在你心里留下印记。每年十二月，猪养肥了，我们宰了做烤肉，整个街区每家都分一份，包括那些关上大门的人。我问母亲：“你怎么能喂那些连帮都不帮的人？”她说：“别在意，每人都有好肉吃。”我端着肉送去给那些当面嘲笑我的人。“帕乔家祝您圣诞快乐。”母亲有一颗世界上最宽广的心，我想她是在教我一个更深的道理——我们把剩饭变成了盛宴。这个道理我一生都带着。

15岁时，足球把我带走了。我住进了山谷独立队的青训营，离家几个小时车程。母亲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因为一个孩子踢球好就给他提供食宿。起初我很孤独，但我在那里遇到了最好的朋友莫伊塞斯，他是我的室友。后来我们合租了公寓分摊开销。我们有个习惯——莫伊塞斯做饭，我洗碗，第二天再换回来。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男孩，想闯出点样子。我的室友可不是普通的莫伊塞斯，他是莫伊塞斯-凯塞多。谁能想到两个洗碗的男孩有一天会踢欧冠？不可能。

我永远不会忘记，莫伊塞斯被召入一线队、开始挣点小钱后，买了一辆现代索纳塔，赛车红。哈哈，对我们来说，就像他买了辆法拉利。我为他高兴，也给了我希望。我梦见索纳塔。一切都好，我不再孤独，离一线队越来越近。然后我的世界变了。

一天，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是姐姐打来的。她说母亲“切掉了那个东西”。她腋下一直有个肿块，医生之前认为是良性的。后来开始疼，切掉之后……起初我不太明白，只听到“癌症”两个字，非常害怕，但母亲叫我不必担心，医生会处理好。“别为了我回来，你要专心踢球。”每次打电话，她都说一切都好，从不想让我担心。

2019年，我放假回家，坐车回基宁德。一进门，我就知道她一直在瞒着我。母亲原本是个壮实的女人，很有“存在感”，整个房间都是她的气场——跳舞、唱歌、喊叫、打扫、做饭、大笑……但这次看到她，她瘦得厉害。她说：“别担心，我没事。”我强忍着不哭。那晚，我帮她上药，她脱掉上衣，我看到她做过手术，背上插着引流管，左乳被切除，皮肤烧伤，疤痕累累。我用尽全力憋住眼泪。“妈，你疼吗？”“我没事，没事。”那晚我像小时候一样睡在她身边。她睡着后，我整夜无声地哭，怕她担心。

几天后我不得不回青训营，心里充满恐惧。我从不拍照，不知道原因，就是不喜欢。所以手机里和母亲的合影不多，只有生日才会拍。收拾行李时，我想，应该和她拍一张。但不知为什么，我不敢。也许是我在说服自己：“不，你还会再见到她。你一定会再见到她。等你再回家时，她会好很多，到时你想拍多少拍多少。”我回了青训营，8小时的山路大巴。我一直在想：你不能现在失去她。你还没给她买大房子，让她周日打扫时听Marco Antonio Solís的歌，拿着拖把在厨房里跳舞。我们还有那么多事要做。我哭到肺疼。

几个月后，教练告诉我，我要在一线队首秀了。我立刻打给母亲，她没接。这很正常，她总不带手机。前一天我们通话，她说很累。她一向很在意自己的样子，那次说：“我觉得今天好丑。”我说：“妈，你很好看，别瞎想，好好休息。”她没有回电话。我给她发了条短信：“明天别睡太早！我要首秀了，你得看比赛！”

我紧张得睡不着，汗湿了床单。满脑子想的都是要面对的两个状态正佳的前锋。天快亮时我才睡着。醒来时，收到一堆亲友的短信和语音留言，多得反常。你知道那种感觉，立刻知道出事了。我翻看消息，一片模糊。大家都在说我母亲，说多么爱她，表达哀悼，为我祈祷。我慌乱地打给姐姐。“妈？妈？！出什么事了？”“什么？别瞎说，那只是谣言，她好好的。你知道这个村子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救护车送她回家，他们就乱猜。她在休息，别担心，比赛完了再打。”

她语气那么肯定，我完全信了。我去比赛，走上球场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妈妈在电视上看你，你得为她赢下每一个球。我记得自己踢得很好，我们零封了对手。我迫不及待想和她视频通话。下场时，教练拉住我，带进更衣室旁一个小房间，队医和心理学家也在。我以为他们要祝贺我并让我保持谦逊。门一开，父亲和姐夫正等着我。他们告诉我，母亲走了。那天早上走的。他们一整天都知道，所有人——教练、家人——瞒着我，让我能完成梦想，他们认为那会是母亲想要的。我痛哭着，从未那样哭过。从未感到如此孤独。为什么我最爱的人被带走了？我唯一能真正信任的人，我做一切的理由。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让我去换衣服，我说：“不，现在带我去见她。”我穿着脏球衣踏上了回家的路，穿过安第斯山脉。如果你没去过厄瓜多尔，你无法想象夜里在山路上开车是什么感觉，像在黑暗里坐过山车，没有护栏。停车小便时，你就站在世界边缘。

我总想上厕所，几乎每30秒一次。“对不起，停车。”比赛前我太紧张怕抽筋，喝了很多水。第一次停车，我走到悬崖边，对自己说：“这一定是梦，她不可能真的走了。”第二次停车，我望向边缘，一片漆黑，只有深渊。我闪过一个极黑暗的念头：“……如果我现在做点什么？”“如果我一步跨出边缘，一切就结束了。”不，别傻了。“但没她我怎么活下去？我可以去找她，很容易，一步就行。”第四次停车，我走得更近了一点。我太痛了，已经哭不出来。我低头看着深渊，只想：妈，我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最后，姐夫和父亲注意到我不对劲。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之后每次停车，他们都带我到边缘，紧紧抓住我。我感谢上帝有他们在。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跳下去……但光是那个念头，至今仍让我害怕。我知道，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讲述这个故事要冒很大风险，但我是为了所有在年幼时失去父母的孩子而讲。那是一道只有我们能理解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凌晨我们到家。我们的房子在死胡同尽头，街上停满了各地赶来告别的人，车多到我们只能停在远处。我穿着球衣走回家。所有人都从家里出来拥抱我，街道两侧站满了人。看到的人越多，离房子越近，胸口就越沉重。我不想迈进家门，因为迈进就意味着这是真的。我记得自己想着：妈妈每天走这些路。她年轻时走过，做母亲后走过，最后踏上归途去见上帝。我们到家时，我闻到家里的味道，再也哭不出来，几乎无法呼吸，喉咙像被堵住，只能干咳。我躺在她的床上，所有记忆涌来——干净的衣物、热饭、书本、金星牌足球鞋。她总是付出一切，给我最好的。没有她，生活毫无意义。